中国如何确保自己的粮食和食品安全
柯布博士系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多年来一直从事过程哲学,后现代文化和生态文明研究,发表着作10余部,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后现代思想家。他既是世界第一部生态哲学专着(《是否太晚?》)的作者,也是西方世界最早提出“绿色GDP”的思想家之一。
中国如何能在一个全球不安全的世界里走向食品安全?我建议采取四个必要的措施:(1)缩短供给线;(2)使用有机的、可持续的农耕方法;(3)施行灵活的集约化生产;(4)限制需求。
在我简略讨论这些话题时,我认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中国的食品安全将会依赖于保留、发展其乡村。最后我会对这种活动的要求进行评论。
毋庸置疑,我只能就一个重大、关键的话题提出一个概述或梗概,我确信,就我将要提出的每一个话题而言,你们许多人可能比我了解的要多得多。如果说我能有所贡献的话,就在于说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并指出制定一种综合政策和规划的必要性。
一、缩短供给线
我希望,安全与不依赖远距离的资源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国的农业依靠美国提供种子,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
如果中国依靠非洲的食品来弥补国内供给的不足,其他国家可能也会需要这些食品,从而切断中国的供给线。美国在设法将自己放在一个封锁中国海上贸易的位置上,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使中国依赖于非洲的食品生产是与食品安全背道而驰的。
全球资本主义在使所有国家依赖于全球市场方面的持续施压会使权力集中于那些全球金融系统的操控者手中。就这方面而言,我认为中国已经避开了最糟糕的处境,但我担心它会妥协。我希望它能日益加强其国内贸易,尤其在农业方面,即使是在其国内,它也最好避免不同地区的极端专门化,如果与他国贸易,最好与邻国,特别是俄罗斯,我会欣喜于中俄两国不断增进合作关系。
二、可持续性实践
有机农业更多了几分劳动密集性,因此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统治的农业学校不会助推它。但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支持的政策正在使整个地球变得不宜人居。我们必须停止应用它们。
有机农业不仅可持续,而且能产出更有益于健康的食品。其生产过程也使人身心康健,它能够帮助恢复受到农业产业化破坏的健康社区。
我很高兴,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此达成了共识。我想在此呼吁大家注意对可持续性的几点尚未得到普遍公认的要求。不同于“泥土”、“土壤”是一种有限资源。正在被以远快于其被产出的速度使用着。全世界有些曾经一度丰产的区域已经失去了其表层土,不再能够支持多少植被,如果还存有什么植被的话,一些古城在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流失后被离弃了,显然,全球几乎不存在真正的可持续性农业。
即使是典型的有机农业每年也会流失一些表层土。事实上,从长远来看,任何依靠翻耕的农业方法都是不可持续的。本质上,翻耕会使土壤暴露在风雨的侵蚀之下,我知道美国农业部为农民设了一个目标,即每年只允许其表层土流失1%,美国政府似乎在家乡,农业只剩下一百年的时间了。
好在有农民发现了可以替代翻耕的农业方法,即“免耕”农业。我没有资格讨论它,但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重大突破。
我听说了更多有关研发多年生谷物的可能性,像果树这样的多年生植物显然不需要翻耕。谷物的野种都曾是多年生的,为了提高其可食性产量,农民将它们转化成了年生的,翻耕表层土的过程由此开始,韦斯·杰克逊已连续四十年致力于研发既多年生又高产的农作物,其总部称为美国土地研究院,位于堪萨斯州的萨琳纳,最近他首次取得了真正的成功,这正是激励全世界的人展开实验。
我相信中国也在实验研发多年生旱稻,也许还有其他实验在进行中,杰克逊要求农民用可持续的、甚至可再生的多年生混种栽培来取代目前不可持续的年生单种栽培,即将两种相互有益的植物比邻种植,中国农民早就知道混种栽培的优势,如果中国将其主要资源用于开发多年生农作物,它们便可能将世界引向真正的可持续性农业。
显然,随着气候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可预测,完成任何种类的农业任务都将会变得愈发困难,农民将不再能够每年遵循同样的日程劳动。他们将常常不得不找到在水更少的环境下种植农作物的方法。政府可以为不断地实验提供支持。挑战巨大。
三、增产
现在进一步讨论这种挑战。在日益变遭的条件下,仅仅保持目前的生产水平都会非常困难,而且生产性土地会减少,要求会提高。一些增产可能来自城市食品生产的强劲激励。但更多的则会来自乡村的农民。
如果农民为产业化生产所取代,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点。产业化生产不可避免地需要适应在给定条件下进行资源稳定的生产。劳动高度专门化,致使工人个体不可能生产出任何产品。不断变化、日益糟糕的环境要求人们注意调整和轮作作物。它们需要人们亲密、广泛地了解土地,能够完成作物种植全过程。
我想起很久以前了解的古巴的情况。它曾与苏联议定用蔗糖换食品和石油。但这一协定突然终止。古巴仓促之间被迫养活自己。
那时古巴差不多有一半的土地都用于产业化农业,机器没有石油无法运转,工人完全不懂农事。多年来他们几乎不生产食品,不过,还有近一半的土地依然为农户所占有。他们能够很快适应这种需求变化,并从蔗糖生产转向食品生产,从而养活自己和邻城的人。与此同时,城里的人也生产出大量自给食品。古巴人没有被饿死。
已经有许多集约化农业实验取得了成功。它们都从产业化农业转到与之相反的另一端,中国政府如果想帮助农民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大幅增产,可以研究世界各地实验者的成功经验,找到办法让农民在中国进行自己的实验。中国可以引领世界。
四、限制需求
世界要养活其所有人口的问题之一在于,那些享有廉价食品的人在大量浪费,我听说在美国备好的吃食实际上只吃掉一半,我当然也目睹了大量浪费。我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因此我从小受到要避免浪费的教育,看到那么多食物留在餐盘里被倒掉令人痛心。
在世界的部分地区,有人靠在城市垃圾场找食物为生。他们吃一些被扔掉的食物,这显然会危害他们的健康,应该有好得多的办法来分享食物,避免饥饿。
我相信中国地人均浪费量不像美国那么极端。但我担心,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中产阶级”,这种优势会减弱。许多餐馆无疑浪费量巨大。在美国,我们通常会将在餐馆吃剩的食物打包带回家,我恐怕这种做法在中国并不广泛。
不过,全球食品短缺的主要原因并非浪费,而是富人对肉食需求量的增加。这种需求特别显着地出现在亚洲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确实喜欢吃肉食。但我担心模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传统东方饮食当然也包括肉食,但量很小。现在肉食在发挥很大的作用。
食肉在草原不是个问题,草原能够持续支持以畜牧业为生的人群,动物产品在其饮食中发挥主要作用。我并不是在呼吁普遍禁绝肉食。
而且,小型农场因也饲养牲畜而获益。食用一定量的肉食是一种生态健康行为。但这个量得小,我们在美国超市很难找到以集成方式生产的肉食。如今,一些肉食来自通过砍伐森林而成的新草原。这种现象在亚马逊雨林地区尤盛。毁林在直接导致全球暖化。
目前,美国人食用的肉食大多来自于用谷物饲养的其他动物,这些谷物本可以直接用来供养人类,供一人食肉的动物需要耗用的谷物可以直接用来供十人食用获益。一个肉食只在其饮食中起次要作用的中国能够养活自己,一个肉食在其饮食中起主要作用的中国将无力养活自己。食品安全取决于限制肉食在饮食中的作用。
我只谈到了中国。事实上,全球肉食消耗与乘驾汽车对全球暖化造成的影响同样大。因此,食品安全和减缓全球暖化是给予食品重大关注的两大理由。
限制肉食的第三个理由在于,一般而言,少吃肉可以改善健康状况。在美国肉食对增肥起着主要作用。中国可以避免这种现象,并通过阻止食肉量的增加而提高健康水平。
限制肉食还有第四个理由。我个人认为这是导致迟迟不能决定停止食肉的主要原因。在现代西方社会,自笛卡尔开始,动物被视为复杂机器。当然,多数人不相信这一点,因此常常惯养宠物。但机械现在工业化中起重要作用,现在肉食生产已经成了一个行业。肉食的产业化生产完全不顾动物的痛苦,肉食生产厂也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与融入小型农场益于生态环境的动物相反,肉食的工业化生产是一种灾难。它不可能成为生态文明的一部分。
请不要与美国同流合污。工业化肉食生产可能会抑制杂货店肉食的价格,因为产品的真实成本由整个社会负担。但利润私人化而成本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理想不应该被用来主导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肉食厂是灾难的一部分,而非明智的回应。
五、发展乡村
我想我所说的大多内容可以清楚地说明,我相信拥有许多农民的健康乡村是中国食品安全的支柱,相对于世界上许多地区已很少有充分了解如何务农的人而言,中国这方面的人力资源依然丰富。我现在希望政府不要强行让农民离开土地。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生活结构能否营造一种环境让许多人自愿选择务农。
要想鼓励人们选择务农,社会需要将自己组织起来,认识到务农这一职业是所有职业中最重要的,它需要最多的技能、最高品质的个人道德和生活方式。我恐怕目前在乡村长大的孩子听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讯息。
显然,除非务农足够盈利,足以支持一家人过上舒适的生活,否则它不会成为许多年轻人的首选。如果乡村生活会剥夺人们在城市生活中能享有的许多优势,有志向的年轻人就会在可能的时候离开乡村。我希望国家能优先考虑改善乡村生活品质。
我不想反复讨论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我想用剩下的时间着重强调一个较少被考虑到的话题——教育。有史以来,正规教育都发展于城市且旨在帮助人们做好过城市生活的准备。好心人为了生活在乡村的人而把这种教育传至乡村,但结果却模糊不清,许多人感谢他们受到的教育,因为它使他们做好了离开乡村去过更美好的城市生活的准备,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乡村被剥夺了领导力量。
我印象中中国也在发生着同样的事。我猜想,乡村的年轻人受到的教育越多,他们越可能会不满足于乡村生活和务农这个职业。既然父母想要其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如果政府下大力气改善乡村教育,这似乎会导致乡村人口减少,矛盾的是,改善乡村这方面的生活品质似乎会损害乡村的可持续性。
我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相信它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但这只有当中国领导者以一种尚未出现在任何他国的方式认识到其重要性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我来总结一下这个问题。
(1)当我们面对未来时,没有什么问题会严重于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取决于技能娴熟的农民,他们有能力适应问题的变化。
(2)这些农民需要接受教育以广泛理解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带来的挑战。
(3)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当代教育制度旨在使学生准备好去城市工作,成为城市的领导力量,认为从农村进到城市代表着进步。
(4)除非改变针对农村青少年的教育,而非为了让人们准备以最重要的方式服务国家,教育依然会引领最有能力的青少年彻底离开农村。
在我看来其含义是明确的,必须改变对农村青少年的教育,使他们生动形象地意识到呼唤他们供养整个国家的重要性。如果他们响应这一呼唤,教育应使他们能够理解并掌握必要的技能,以应对他们将会面临的巨大挑战。
教育过于偏向城市,以至于如果乡村学校拥有不同于城市学校的课程的话,城乡居民都可能立刻会觉得它逊色于城市学校的课程。如果不深入改变人们这方面的心态,在我看来如此紧迫地需要做的事情就不可能成为现实。
如果中国认真考虑其生态文明的目标在人与土地的关系方面真正意味着什么的话,必要的心态变化会进一大步。理解这一点的人也会理解,一种将人与土地及所有生存于土地上的物种联系起来的教育实际上要远远优于一种将人与之割离的教育。
如果能有一场广泛的课程改革,使城市青少年能够体验自然界,在其中、从其中学习,整个问题就会大大减小。就此而言,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进行的广泛实验很值得研究,那里的许多学校毁掉了柏油游戏场,将其小块小块的土地改建成实验室,让孩子们在其中观察自然系统的运作,同时读写与之相关的内容。如果这种改革能够在城市颁布,那么农村青少年得以比城市青少年远更广泛地融入这样的教育的机会就不会被视为屈尊了。
如果中国也能够精确分析本国会面临的各种挑战,使全民投身到这一食品安全计划,那么那些正欲直接应对这些挑战的人就不会被视为逊于那些在工厂工作或在办公室面对电脑工作的人。真的,我认为农民在这个国家从事着最重要的工作这一确凿事实是可以被认识到的。
国家新闻媒体可以作为要闻突出强调农村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就:增产,研发出一种可以在更少水的环境下种植作物的方法,成功探索出一种新的可以减少昆虫损失的混种方法。终止侵蚀,改善一种蔬菜的味道或健康特点,恢复土壤的生命活力,等等。公众因此便可能了解农业的切实改进对全民的食品安全而言有多重要,可以促进这些进步的教育不会被视为屈尊,村民们会以自己的成功为傲,而不会受到想象的城市生活优越性的诱惑。
我并不是想说对未来农民所有的教育都应该集中在农事上。只教学生如何做一项工作的学校教育不过是培训——而非真正的教育。各领域的专业人士都需要接受教育,而务农必须成为一种职业。
像所有公民一样,农民也需要从事读、写、算活动。计算机技能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对城乡两地的生活而言,文化科目都具有深刻的教化作用。既然中国古典文化发展于乡村环境,对它的教学就可以交织在对土地的欣赏和对祖先的感激之中,他们在那么多世纪里负责任地耕种了这块土地。既然未来中国,包括其食品安全,与世界其它地区密切相关,那么某种程度上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理解如今正在塑造全球未来的一些力量,会有益于全体中国公民。
科学也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对多数农村的人来说,关注点会更多地放在生物科学上,但负责供养国人的农民还需要懂得食品的化学成分,还应该被给予相当大的自由来进行自治,因此他们也需要学习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知识。
我想在中国所有的教育中看到的一种变化也许在农村教育中特别重要,即从竞争转变为合作。
中国需要一种教育制度引领所有的学生认识到他们可以从别人的成功中获益。这样一课对发展一种生态文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它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希望中国学会如何上好这一课,当今关注竞争性的教育考试制度是让学生为全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做准备,而非为生态文明或社会主义社会做准备。无论如何,为了中国的未来,改变刻不容缓。
为农村青少年发展一种不同的教育的过程也许可以为引发这种变化提供一些机遇。如果一个班级一起通过务农而学习,那么显然,一个学生的同班同学们的工作越成功,全班就会越富裕。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学生们可以根据各人自己的兴趣和天赋以多种方式进行专门研究,这有助于他们深刻理解,其不同的技能可以使他们有能力为其共同体做出互补的贡献。当乡村的每一种功能都能良性运转时,村里的每一个人都会从中获益。
中国乡村是一个发展这种生态文明教育的理想之地。也许中国乡村可以引领中国,甚至引领更广阔的世界,走入代表人类唯一发展前景的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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