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是我国三大主粮作物之一，近10年，玉米在我国粮食作物生产中分量不断增加。 2006年，国内玉米种植规模和产量首次超过小麦，跃居禾谷类作物第二位，其产量接近粮食总量的30%；2009年玉米种植面积2666万公顷，首次超过水稻；2012年玉米产量上也越过稻谷，成为第一大粮食作物品种。 最近，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情报研究中心李晨英及其团队的一项研究表明，和生产发展同步，我国玉米相关科学研究也是方兴未艾。 研究从发文量、综合影响力指标I3、高水平论文数量等方面展示了我国玉米领域学术研究的十年变化：中国研究人员十年间实现了一个飞跃；而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力量在这一跃中表现得分外出彩。 不断上楼梯的我国玉米领域研究 “科学研究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基础，玉米生产大国往往也是玉米研究学术论文的高产国。”李晨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这个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我国科研机构和国家整体在玉米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李晨英的研究以汤森路透WOS合集数据库为基础数据源，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2005年以来发表的20302篇关于玉米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 数据显示，我国玉米研究在数量上已经成为领跑者，在质量上也跻身前列。 按通讯作者所属国家统计可以看出，过去10年中，美国发文量基本保持在450~500篇；而在2005年，我国论文数量为62篇，此后年年攀升，2014年已达507篇。 从位次来说，研究文章产出稳定的美国较长时间稳居首位，中国自2006年起连续6年（除2008年外）数量稳居第二位，2013年开始“逆袭”，连续两年在论文数量上领先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除了选用论文数量、被引频次、高水平学术论文数量及其占比、国际合作等常用科研评价指标外，还选用了综合影响力指标I3（IntegratedImpactIndicator）进行分析。 “这是一种更适用于限定在某个具体研究领域内的、新的科研影响力评价指标。”李晨英介绍。而以该指标来评价研究文章质量，美国一直稳居首位；中国论文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影响力差距在不断缩小——如果反映在图表上，和其他国家平稳的态势相比，中国论文数量及综合影响力I3表现为节节高的趋势。 “从2005年至2015年5月整体和每个年度综合影响力指标前十国家的数据可见，未来玉米研究领域国家间的竞争主要是中美之间的竞争，”李晨英分析道，“这种竞争不再是数量的竞争，而是论文质量的竞争。” 中国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成果显著 在完成国家层面学术影响力比较的基础之上，李晨英及其团队还对机构层面的学术影响力进行了计量。 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科研院校论文产出量快速地增长。据统计，共有22个机构入围个年度发文量前十，其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连续9年位居其列，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四川农业大学分别入围5次和2次。 其中，中国农业大学的成绩单更可谓分外出彩：其一是自2006年中国农业大学在玉米研究领域年度发文量进入第一梯队以后，一直出现在前十位行列，2012年以来发文量保持在70篇以上，连续3年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其二是中国农业大学在该领域综合影响力指标I3仅次于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美国的农业部农业研究局以及爱荷华州立大学连续十年位居排行榜前十；中国农业大学九度上榜，2008年I3跃居至第二位，2012年开始超过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但十年整体水平仍有不及。 但是，如果同时考察高水平论文（即被引频次百分位等级90%）与发文量位次、综合影响力指标I3位次的差值，中国农业大学与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以及其他机构相比仍有待进一步提高，相比之下，明尼苏达大学、霍恩海姆大学、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等机构高水平论文方面的表现相对更加显著。 “我国科研机构在发文数量上进步很快，但是在高水平论文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这方面我国和美国的差距更加明显。”李晨英在研究报告中写道，她认为，这提示我国研究者要加强和美、加、德、法等国顶级机构的高水平合作。 论文数据的背后：种子的力量 那么，中国农业大学近年来在玉米研究领域成绩显著的奥秘又何在呢？ 进一步对统计数据细读，按校内机构来说，国家玉米改良中心是中国农业大学玉米遗传育种研究的重镇，中心的研究人员为上述“成绩单”带来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贡献。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以我国老一辈科学家李竞雄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研究团队，在国内大力推动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由此带动全国玉米杂交种选育推广，为我国玉米增产增收作出了重大贡献。之后，以戴景瑞、许启凤、宋同明教授为代表的创新研究团队，相继在高产育种、高油玉米等资源创新方向上开展工作——1998年农业部依托中国农业大学建立国家玉米改良中心，这一代科学家是中心创建者。 玉米中心成立以后，戴景瑞院士带领的这支队伍在开展群体改良、自交系和杂交种选育的同时，较早地开展分子育种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他们以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为目标，先后探索了RAPD、RFLP和SSR等分子标记技术对育种材料进行聚类分析和杂种优势群的划分，开展了全基因组的连锁图谱的构建和重要农艺性状的分子标记定位研究，同时对玉米基因的差异表达、产量性状QTL与杂种优势的遗传基础以及杂种优势的预测等方面都开展了逐步深入的研究。 如果说创新型研究的成果积累和释放，是中心论文高产出的基本原因，那么，近年研究高产也是玉米中心人才奋兴的必然结果。 在国家玉米改良中心楼二层，有一张关于玉米育种研究队伍的“谱系图”——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这些研究者，也正是玉米育种研究高水平论文的作者：2005年以来，中国农业大学在C-N-S以及NG杂志发表的论文中，主要涉及玉米的4篇均来自这些中青年研究者。而在WOS中检索，通讯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研究人员的“高被引论文”作者群中，玉米中心这支队伍也是较多出现的几个群体之一。 围绕产业链的多学科研究 李晨英及其团队的研究还发现，科研机构在玉米研究领域的优势，也是由其机构内分数不同学科的多个部门共同形成的。具体到中国农业大学，其整体优势的形成，资源环境学科的贡献功不可没。从研究的统计结果可以了解，这十年工作中，玉米是资源环境学科“养分资源综合管理理论和技术体系”研究中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对象之一。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科是中国近代土壤学和植物营养学的发源地。1992年前后，他们提出了植物营养科学的概念和研究领域，用10年时间基本上建立我国植物营养研究的理论体系，研发了大量的应用技术。 2004年，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科的研究者们曾经联名完成《十多年来我国植物营养研究的部分进展与启示》一文，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析就是“发展具有我国特色养分资源综合管理理论和技术体系是我国植物营养今后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这篇文章可能也是了解这个学科研究的一个入口——这篇并不很长的文章署名有10多位作者，“巧合”的是，检索发现，这些科研工作者也正是中国农业大学在该学术领域中“高被引论文”的基本通讯作者群。 可以说，资源环境学科和作物遗传与育种学科在玉米研究领域的“相遇”，正是中国农业大学传统学科从不同的研究原点出发，围绕国家农业科技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不断向前开展研究的缩影。 “我从研究中得到的最大启发是，玉米领域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提升，不是仅仅靠某一学科，而是有赖于与玉米相关的学科都要同时开展研究，”李晨英说，“也只有整个产业链上的科研工作者进行全方位的共同攻关，我们的研究实力才能真正得到提高。”